小说《银色马》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福尔摩斯接过布袋，走到低洼处，把草席拉到中间，然后伸长脖子伏身席上，双手托着下巴，仔细查看面前被践踏的泥土。“哈！这是什么？”福尔摩斯突然喊道。这是一根烧了一半的蜡火柴，这根蜡火柴上面裹着泥，猛然一看，好象是一根小小的木棍。

“不能想象，我怎么会把它忽略了。”警长神情懊恼地说道。

“它埋在泥土里，是不容易发现的，我所以能看到它，是因为我正在有意找它。”

和小说中的其它故事一样，福尔摩斯发现了警长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在这本把演绎法当作基本科学方法的侦探小说中，作者敏锐地指出，福尔摩斯比侦探高明的地方，并不在于一般的观察能力，而在于假设和期待。

“我之所以能看到它，是因为我正有意找它”。

正如“心理学是一条河”所讲的，在积极心理学的号角下，心理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把研究视角从消极心理（河流的下游）转向积极心理（河流的上游）。这种视角的转变不只意味着研究者更仔细地搜索原先没有发现的积极人性——这就像警长换了一个更清晰的放大镜。这种视角的转变更意味着研究者思维的变化——像福尔摩斯一样，从被动观察到主动预期。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思维转变不仅会发现关于积极人性的新事实，甚至还能创造新的积极人性。大量积极心理的新概念，不就是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研究者创造的吗？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思维的转变究竟会带来什么。

心理学家曾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如何帮助儿童从早年的心理创伤中恢复。在疾病医治模式下，为了弄清早期创伤经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他们需要关注那些创伤最严重的儿童。他们也确实发现，战争、自然灾害、虐待、父母的死亡、与父母分离、极度贫困……很多创伤经历都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可是，研究也止步于此了。越是研究深受伤害的儿童，越是强调童年创伤的影响，心理学家就越是无法找到克服这种影响的有效方法。直到七八十年代，心理学家戈麦兹(Norman Garmezy) 等人开始摆脱医学模式，转而关注那些经历了创伤却适应良好的儿童。一切忽然开始变得容易了。是的，即使经历了严重创伤，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儿童在今后的生活中适应良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学校、家庭、社会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帮助？他们自身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这些心理特点是可教育的吗？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了解决方案。今天，这个叫 “心理弹性”（Resilience）的研究领域，对帮助儿童从创伤经历恢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疾病模式下对创伤影响的研究。

这就是思维转变的力量。心理学家通过思维转变，不仅发现了现象、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创造”了新的积极品质 ——“心理弹性”。

从消极思维到积极思维的转变不仅影响学科发展，对社会和个人也有同样的启发意义。

对社会，媒体对于消极事件的过度关注让我们错把消极个案当作普遍的社会现象。当我们把这些负面信息当作唯一的真相广为传播的时候，我们成为了消极文化的缔造者和牺牲品。如果没有媒体传播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许就不会有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如果没有对彭宇案过度片面的解读，本该简单的助人行为也许不会变成谈虎色变的重大冒险。

对个人，我们太强调对缺点的矫正，而忽略了对优势的培养和发挥。我碰到过太多优秀的学生，努力聪明，却为自己所谓性格的缺陷焦虑不安。他们对自己的不足了如指掌，对自己的优势和天赋却一无所知。他们经常思考如何才能克服内向、敏感、软弱、迟疑……却浑然不知，正是对这些“缺点”的过度关注妨碍他们走向成功和幸福。他们忘了，克服缺陷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优势和天赋会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沿着这条路努力前行，缺陷会自然地慢慢消退。而优势和天赋，正需要我们带着福尔摩斯的眼睛，带着自己的预期，去发现和创造。

是的，你期待什么，就发现什么。如果积极心理学真有什么用，让我们换个方向思考和期待，就是它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