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的爱

舍甫琴科认定她做了最好的选择。“我们没有权利把这样的信息作为如此敏感的事实告诉他们。”她升高了音调，又点起了一支烟。这样做是有先例的，1978年苏联宇航员乔治亚•格列奇科（Georgy Grechko）的父亲在格列奇科完成太空之旅的时候辞世了，那时因为担心会影响格列奇科正在进行的任务，禁止向格列奇科透露他父亲的死讯。在格列奇科返回地球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离他而去。

不过现在，关于宇航员家里的信息是可以谨慎地透露的。在任何一种可能给宇航员增加负担的情况下，无论是孩子生病了还是家乡附近发生了地震，舍甫琴科都会尽其所能搜集信息，并且询问宇航员的家属和朋友对于这样的情况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正所谓“因人而异”。

她朝着天花板吐了口烟圈之后身子前倾，“因为我们都明白，”她接着说，“在实验进程中，每个人都会有担忧，而且担忧很多不同的事情，因为对于外面的世界你什么也做不了。个人太渺小了。”

当我回到控制室的时候，已近黄昏时分。值班工程师戈尔巴乔夫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夜做准备。戈尔巴乔夫需要一直工作到明天上午十点钟，但他现在情绪却很高涨。他们已经破解了“洗澡间抽水机失灵”之谜：原来在过去的两周里有三位探险队员剪了头发，所以当他们洗澡的时候，发丝就堵塞了下水管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戈尔巴乔夫说，“但是我们一直从中学到同一个道理，处理平常的不起眼的小事也是这个实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到目前为止，IMBP的研究人员表示，“火星500”计划的勇士们做得很出色，没有明显的人际关系问题，勇士们的身体和心理水平也都在基本线以上。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了，戈尔巴乔夫说着，扫了一眼屏幕墙，就像他每谈到宇航员们都会看监视器屏幕一样。“看！”两个人在厨房里一边谈话，一边大口嚼着草莓。“如果他们仍然可以留在模拟实验室当中，仍然可以微笑着跟彼此说话，仍然可以坐在一起，”他说，“那么一切就都还好。”

当然，心理学家古斯因指出，和谐相处并不意味着互相讨好。到目前为止，勇士们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和活是可能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可以过得好，也不意味着过得轻松，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他说。

为了到达火星，我们需要合适的宇宙飞船，需要防护宇宙射线的装备，需要良好的发动机。但还有一个来自人自身的难题与这些巨大的困难同在——适应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恰当地处理争执，当然，还要处理堵塞的洗浴间下水道之类。值得庆幸的是，“火星500”教给我们的已经足够支持真正的探险队员们踏上奔赴火星的征程。用舍甫琴科的话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总体上说宇航员们相处的都不错，不过有几件事却很过分。

1973年，NASA的天空实验室项目的成员，对地面任务控制中心“造反”了。所有第一次升上太空的宇航员，发现地面指挥中心要求的任务量实在太大，他们集体关闭了信号接收器一整天，并且拒绝谈话。当然他们的努力很快见效：工作量减少了，他们也顺利地完成了实验任务。

1982年再一次全程记录的太空飞行任务中，两名俄宇航员惹怒了彼此，他们一气之下在全程211天的礼炮号空间站的工作中，绝大部分时间不跟对方说话。

在1999年一项叫做“空间站国际成员飞行模拟（SFNCSS）”的实验项目中大家表示压力很大。和“火星500”差不多，这项研究也以研究不同国家的队员如何合作为目标。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加拿大志愿者朱迪丝•拉皮埃尔（Judith Lapierre）声称，她在新年晚会上被一名俄藉队员违背她的意愿亲吻了。这次意外导致的结果就是那名俄藉队员被关了禁闭。拉皮埃尔一直坚持到试验完成，不过有一位日本藉的参与者却选择了提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