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的概念，即在时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时段，心理越平静；在空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这次日本特大地震，在中国大陆却发生抢盐风，也正是“心理台风眼”这一心理效应的体现。

国外研究者调查了住在高危（比如核反应堆）地带的民众和远离高危地带的民众对风险源的态度，结果表明，比起远离高危地带的民众， 临近高危地带的民众忧虑水平更低、对风险源的风险评价和负面评价更低、对风险源安全性的评价更高。还有研究表明，在垃圾掩埋场投建之前，附近居民对此事非常忧虑，甚至抵制；然而在垃圾掩埋场建成之后，居民的忧虑程度反而降低了。[中国心理学家网]

在汶川“5·12”地震中，随着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随之降低，即：非灾区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高于灾区居民。也是一种“心理台风眼”现象。

在气象学中，距离台风中心直径大约10km的圆面积，其风力相对微弱，通常被称为“台风眼”。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假“台风眼”这一气象名词，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effect），即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在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的2262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随着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更有意思的是，若假设有一种药物能治疗心理创伤，没有过敏、呕吐等副作用，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多的是自认为轻度受灾的居民，其次是中度受灾的居民，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少的反而是自认为重度受灾的居民。这些结果均证实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灾难事件后人们的风险觉知、信念和假定、经验等认知因素以及灾后情绪因素对于决策分别有不同的影响；人们灾后决策的特点是更多地采用直觉化决策而较少地运用理性分析；灾难后继决策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一般认为，当重大灾难发生时，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将随着灾难的扩散而有所变化， 这就好比如果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头，会看到环形水波一层一层地由中心扩散开来。如果投入湖中的石头质量足够大，其形成的水波就会非常深，波及的范围也会相当广，这就是所谓公共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由地震灾害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并非如涟漪效应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随灾情严重程度的降低而递减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受地震影响低的非灾区居民对灾情的担忧却高于全体灾区居民对灾情的平均担忧水平，这便接近了台风眼的形态，即越临近中心地带显得越平静，越远离中心地带越强烈。

对“心理台风眼”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是Festinger 的认知失调理论。居住在地震灾区的居民体验到认知失调，其认知元素1（居住在灾区）与认知元素2（灾区不安全）发生冲突。由于认知元素1 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将认知元素2（灾区不安全）改变为“灾区安全”，以解决两种认知元素之间的失调。而居住在非灾区的居民并没有体验到认知失调，故无须改变态度。另一种对“心理台风眼”现象的可能解释是“局中人和局外人”差异[11]。局中人（居住在灾区的居民）和局外人（居住在非灾区的居民）在不确定性决策上存在系统差异，因此，居住在非灾区的居民无法准确预测灾区居民的态度和行为。Hsee 等在风险偏好领域研究中发现的“自他反差”（self-others discrepancies）或许也能为“心理台风眼”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重度灾区居民对受灾严重程度的担忧并非处于最低水平，这未如预期表现出完美“心理台风眼”的特征，显得只差一步到罗马。其可能的解释是：以往研究直接测量了忧虑水平（例如，估计核反应堆有多危险），而本研究则是对忧虑水平的间接测量（即，估计重建需要的时间或金钱）。如果采用更为直接的指标，其所获得的结果应该与台风眼的形态匹配得更加完美。这种解释尚待后续研究予以证实。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发现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下各级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应急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准确描述地震灾害中“心理台风眼”的表现形式和规律，将有助于相关部门因时、因地、因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从而为选择心理安抚的时机、地点、对象、以及力度提供科学依据，对国家高效有序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提供决策参考。具体而言，在灾区内部应着重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而在非灾区，应注重利用各种沟通渠道让民众了解灾区内民众的真实感受，消除其非理性认知和紧张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