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在哪儿都能发生。我可能在开车,在河边散步,或者在空白屏幕前静坐。有时会很突然,有时细微到难以察觉,我意识到那个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告诉我一些事,引导我,评估我的行为。我正在做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我这么想着——而这个想法以声音的形式出现在我脑中。
如果你要求人们描述他们的意识流,他们经常会描绘出上述的经历。这种别人听不见的“声音”通常被称作内部语言,也可叫做内在声音、内心独白或对话、言语思维等等。但尽管哲学家们长久以来都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饶有兴致,当中许多人甚至相信内部语言在科学的范畴之外。这一观点正在被颠覆——人们有了新的实验方案激发内部语言的出现,对之进行干扰,并得到神经成像。我们开始了解这些体验是如何在大脑中形成的;它的主观特质,即本质上脑海中的“听起来”到底指的是什么;以及它在诸如自制和自知等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许多现代研究的灵感都来源于L. S. 维戈茨基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理论。维戈茨基是一位俄国心理学家,他的职业生涯在苏联时代的初期达到巅峰。他在研究心理学才十余年的时候就死于肺结核,还不到四十岁——这也使得后世某些人称他为“心理学中的莫扎特”。维戈茨基的研究开始于观察小孩玩耍时的自言自语,他提出假设称,这些“私下的语言”是从幼时与父母和其它照料者的社交对话中发展出来的。随着小孩长大,这些私下的自言自语进一步内化,成为内部语言。
如果维戈茨基的假设是对的,那么内部语言就应该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由于它是从社会互动中发展而出的,它应该具有对话的某些性质,而对话是两种看法间的信息交换。维戈茨基还提出,内部语言在内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形,例如相比外部语言更加浓缩凝练。举个例子,当你在夜晚听见窗外金属碰撞的响声,并意识到是一只猫干的好事,你大概不会对自己说“那只猫把垃圾桶打翻了”。相应的,你可能只会说“猫”,因为这已经足够向你自己解释当前的状况了。
部分原因是维戈茨基的成果当时被苏联政府打压,他的想法过了很久才被西方世界所知晓,而人们去进一步检验内部语言是否具有他假设中的特征,则是又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的事了。2011年,我和同事西蒙·麦卡锡-琼斯在英国的度汉姆大学进行了第一项这样的研究的。我们发现60%的人群反馈认为他们的内部语言具有社交对话信息往复的特点。
所谓的“自我报告”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被试们需要回顾性地评价他们的内部语言时。另一种方法则为了解某时段内人们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的视野。这种方法由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心理学家拉塞尔·赫尔伯特开发,对参与者进行一定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对一个BP机上的随机提示详细描绘出自己的内心体验。研究表明,人们通常能报告出一系列想法,其产生速度比环境所允许的要快得多,但又不显得仓促;这也许能够证明维戈茨基所提出的句意压缩的特质。
维戈茨基的理论也暗示了内部语言在大脑中产生的一些可能的方式。如果它就像维戈茨基假设的那样是由外部语言衍生而来的,那么这两种语言可能会激活同一个神经网络。事实确实如此,在他去世多年之后,fMRI研究显示出内部语言和左内侧额叶脑回的相关性,而这块脑区中包括了对言语产生十分重要的布洛卡区(Broca's area)。
我们的内部和外部语言具体交汇了多少仍具有争议。有看法认为,内部语言不过是没有说出来的外部语言:大脑活动为它的脱口而出做好了准备,但却阻止了相关肌肉的运动。如果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内部语言就应该能够对语气、音色、口音等做出反应,就像我们平时的外部语言一样。
有一些迹象或许能为这个看法提供佐证。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心理学家鲁斯·菲力克(Ruth Filik)和艾玛·巴伯(Emma Barber)最近在他们的实验室里要求被试在脑海中默念五行打油诗。其中一条是:Bath的小妞想跑步,没留神摔在了大马路,教练要求严,小妞没选上,教练最后相中Kath。
另一条是:Bath有位老太太,对着儿子把手招;儿子打开门,撞到好哥们,格里、西蒙和加斯(Garth)。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被试是英国北方口音,元音较短(会让“Bath”和“Kath”押韵),而其他的是长元音的南方口音(会让“Bath”和“Garth”押韵)。通过跟踪被试们的眼部动作,研究人员发现在最后一个词在他们口音里不押韵时,阅读会中断。尽管这项研究暗示了内部语言确实会有口音——并且估计还有日常口语的其它特点——它的不足在于,这里默读产生的内部语言不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那种;要证实这个看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内部语言的主观特质就此告一段落。如果它真的对我们有影响,那到底是什么呢?维戈茨基提出,内部语言可以作为转化问题形式的心理工具,就像扳手能转化组装小棚的方式一样。当思想具有了词句的形式,它们会变得更加灵活,更容易被我们掌控。也有可能,言语的思维利于其它认知系统与语言系统进行交流,有效地为整个大脑提供了公用语言。
维戈茨基最诱人的一个预言之一是,私密且内向的语言是一种控制自己行为的方式,通过语言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比方说,当我驾驶到一个拥堵的环岛时,我会告诉自己“向右转”,尤其当我曾在海外开过车时。(译者注:英国的车辆要靠左行驶,故在环岛处要向右转。)若将内部语言的系统敲除,我们在某些需要计划和控制的任务上的表现相应地会变的糟糕,这则会为这个假说提供强有力的证明。
这样的实验通常需要被试大声重复一个词,从而在他们执行任务时抑制他们的言语思维(这种方法叫做发声抑制)。利用这个方法,我的一个同事简·利德斯通(Jane Lidstone)发现,当7到10岁的孩子们在做计划任务时(这个游戏非常有名,就是要求他们在三根不同长度的柱子间转动不同颜色的球,直到匹配给定的模式),若要求他们对自己大声重复一个词,他们的表现会比对照组中被要求重复跺脚的孩子差。在成人身上也有类似的发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亚历克莎·图莱特(Alexa Tullet)和迈克尔·因泽利什(Michael Inzlicht )给对学生被试们进行了一个经典的对照实验:反应/不反应任务。这项任务要求被试在看见屏幕上出现黄色方框的时候按按钮,出现紫色方框的时候不按。这是测试冲动控制的一个好实验,并且和预料中的一样,学生们在经历发音抑制的时候准确率降低了。虽然这样的实验有造作之嫌,但它们让研究人员们在检验自制行为这类事时得以实现对条件的控制,而满足了后者才能更科学。
现在我们知道了内部语言在调控行为方面有作用,那么它在激发行为上有没有作用呢?关于儿童私下的自言自语(维戈茨基所认为的内部语言的前体,还记得吗?)的研究表明,它通常具有情感和煽动色彩。运动员们也通常会在赛前、赛时和赛后给自己鼓舞士气。麦卡锡-琼斯和我在研究内部语言的特质时,发现三分之二的学生利用内部语言评估或者激发他们的行为。
内部语言也许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到底是谁。有些哲学家提出,对内部语言的察觉对于了解我们自身的心理过程尤为重要,这种察觉又被心理学家们称为元认知(metacognition)。儿童在4岁以前意识不到自己的内部语言,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因为他们不能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做出反应,还是因为那时他们还没能将自言自语内化为内部语言。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皇家山大学,心理学家阿兰·莫兰(Alain Morin)发现内部语言用得更多的人往往在自我认识上表现得更出色。“内部语言是我们能够用言语分析自己的情感、动机、思维和行为模式,”他说,“它把这些事物提到了意识的表层,否则它们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潜意识里。”
随着研究人员们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实验结果清楚的表明了,我们脑中的那个声音对许多认知过程都举足轻重。但是对于那些出于各种原因不像常人一样自言自语的人又如何呢?如你所想,用视觉信号交流的失聪者对自己“说话”时也用视觉信号。而通常对有语言交流有障碍的自闭症患者们而言,他们似乎在做打算时不运用内部语言,不过在其他时候还是会用,比如说短期记忆时。对那些大脑语言中枢受到损伤的人而言,难度则更大,有些人的内部语言可能会因此消失。神经解剖学家吉尔·博尔特·泰勒(Jill Bolte Taylor)就是这样的病人,她报告说自己在一次中风之后语言系统在受到破坏,从而自我意识有所减弱——这支持了莫兰的观点:语言思维可能对自我理解有重要影响。
了解人们之间的差别或许能告诉我们内部语言的阴暗面,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内心独白并不是时刻都对人有益。当我们忧虑和沉思时,我们经常用语言进行,而在我们使用内部语言时,本该被释放掉的负面情绪被保留在脑海,这可能会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压抑。在另一项通常与一些精神障碍有关的实验中,内部语言扮演了它最大的角色。被确诊有心理疾病的人(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小部分没有心理疾病的人都声称曾有幻听的经历:在周边没人的时候能听见有人说话。幻听,或者听觉语言幻觉,这个谜一样现象的认知和神经基础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该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个体产生了内部语言,但他们自己不能识别。于是,一部分内部言语被他们识别作了其他人的陌生声音。
可以找到各路证据支持这个观点。有人在早先观测到了,那些有幻听的人在“陌生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发声系统会轻微的活跃。治疗这类幻听的认知行为疗法常常关注于阻塞语音回路,通过发声抑制或者聆听音乐,恼人的内部语言由此得到阻断。但听见人声的现象无疑比这个更加复杂。目前供职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麦格理大学的麦卡锡-琼斯评论道:“一部分内部语言似乎是一些声音的基础,而另外一些则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往往是创伤性经历)真实或变形后的回忆。”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那些参与了世界范围内“帮助幻听者运动”的人,如今相信那些声音对那些人有着非凡的意义,进而那些声音更需要得到理解,而不是被压抑。
内部语言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远多于我们目前所已知的情况。也许那些报告自己完全没有内部语言的正常人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他们而言,可能内部语言确实存在,但它的高密度和简洁性使得这些人们没当回事。同样有趣的是,当人们通过各种冥想尽力抑制着自己的内部语言(那事实上是所有的意识思维了)时,结果是令人瞩目的。
我们能够确信的一点是,内部语言的形式很多样。有些利于良好的自我管理和激励,有些更接近于没有发声的沉思。事实上,更好的理解内部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思考”这个含糊的词背后的深意,并以此在一些存在已久,探讨语言、认知和意识的哲学问题上获得进展。
当我在思索我自己的内部语言时,维戈茨基关于“浓缩性”的看法不时在我脑海中重现。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正在和自己进行一场全面的论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争论着各自的看法。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体验更加碎片化:那些想法和感受距离形成语言已经很接近了,但还不完全是那种能被说大声出来的话。维戈茨基将这种从思想到语言的转化形容为“一朵言语构成的积雨云”。这朵云中的信息浓缩而又详实,包含着我们了解人类思维特性的线索,那些独特地具有创造力和灵活性的思维特性的线索。
查尔斯·费尼霍是一位作家,也是度汉姆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主持了“帮助幻听者运动”,这个项目关注人声幻听和内部语言,由威康信托基金会资助。